吴大猷(1907-2000），著名物理学家，毕生献身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为中国科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物理学界享有盛誉。

　　吴大猷，广东高要人，历任国立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国科指导会主任委员等职，1948年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57年获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其研究工作多在原子分子结构及光谱、核子散射、大气物理、电离体及气体方程式，统计物理，相对论等方面。为国际知名物理学家，1983-1994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领导中研院期间，研究论文百余篇，研究论文近作119篇，编为《吴大猷论文集》出版，后《吴大猷文选》出版，叙述在台湾二十余年工作的回顾，也是台湾科学发展历史性的资料。

　　70年代中期后，吴大猷先生开始关注物理学哲学问题。他的一系列关于物理学发展与哲学的讲演，于1975年出版，书名为《现代物理学基础的物理本质和哲学本质》。吴先生认为，一位物理学家，从对物理学的历史和哲学的更深刻更具批判性的理解中，会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物理学。此后，吴先生一直关注物理学哲学和科学哲学的问题。1988年，他在医院病榻上写出了《物理学的性质、简史和哲学》。1989年又作了14次系列讲演，并以《物理学：它的发展和哲学》为书名，于1992年出版。书中以大量篇幅讨论物理学哲学和科学哲学问题。对人文的关怀是吴大猷先生科学生涯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吴大猷先生是著名的物理学家，研究领域非常宽广，硕果累累，已发表了一百二十多篇重要的科研论文和五本专著，他的两位学生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但这样一位大科学家还笔力雄健地写下了许多专业以外的短文，文笔生动，兴致盎然，饶有情趣。1999年出版的《吴大猷文录》即是其中一本，这是大科学家的小品，读者可通过书中的七十余篇文章，领略到这位大科学家身上体现的“知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和情感的力量”，只有竺可桢、茅以升的作品，可与吴大猷先生的媲美。《吴大猷文录》中也有多篇文章专门谈教育，其中《通识教育》一篇有很强的针对性。不少人误以为大学教育是为学生觅职的教育，亦有学术界人士以为大学应予学生以专才训练，吴大猷先生认为这些皆是偏狭之见，造成大学科系过度偏专狭窄。他提出：“大学教育的理想，是给予一个成熟的学生以接受各种教育的机会的处所。”“换言之，大学是学者和学生都有自由从事所选择的学术致力的处所。”

　　70年代中期后，吴大猷先生开始关注物理学哲学问题。吴先生认为，一位物理学家，从对物理学的历史和哲学的更深刻更具批判性的理解中，会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物理学。此后，吴先生一直关注物理学哲学和科学哲学的问题。其哲学观点在《吴大猷科学哲学文集》中有深刻阐述，吴大猷先生论述的“科学”包括有三个层面：

　　1.我们通常熟悉、应该用的“知识”层面；

　　2.科学史，即科学重大进展的历程；

　　3.有关科学体系的性质、理论的精神，大科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观点等。

　　吴先生认为对这三个层面的问题进行研讨，就是科学哲学的任务。

　　吴大猷先生强调必须由科学本身的“第一手资料”出发进行研究，这才是探索科学哲学的正途。

　　吴大猷先生十分重视科学方法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找不出“方法论”这个词，但他在科学方法上却有许多独到的闪光的思想。他的一些著作中，不但探讨了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历史发展，而且着重阐述理论的逻辑结构。

　　吴大猷先生对科学教育方面也有独到见解。1978年他返台定居，任“科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修订台湾中学科学课程，并且重新编写了中小学的所有科学教科书，这一工作为在学生当中进行科学教学并使社会更加充满活力的新体制奠定了基础。吴先生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通向现代化的必要步骤就是把基础科学整合到所有层次的教育中，鼓励基础科学研究，以便能使技术转移和发展找到易于接受的根基。吴先生对科学的发展的建议和举措，是基于他对科学发展的深刻而全面的理解。

　　为培养科技人才，吴大猷先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提倡：

　　（1）大力改善各级学校，尤其是中小学的科学教学；
 　　（2）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培植中高级看见人才；
 　　（3）资送在职教师及研究人员出国进修；
 　　（4）改善研究环境及待遇；
 　　（5）延揽国外学人，设立客座教授；
 　　（6）加强各级各类学校的师资培训；
 　　（7）充实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